法相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切事物的本质和真相，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法相的理论基础是一切现象的因缘条件和空性观念。在佛教中，法相是重要的因果律和教义的基础。学习和体悟法相，不仅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佛教教义，还可以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福报和瞻前顾后。

铜镜是古人的日用之物，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之一，其背后的纹饰与铭文一直都是相关研究的重点。目前，铜镜铭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释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与纹饰的关系、与民谣或诗词的关系等方面。

关注的时段集中在汉、唐两朝，尤其是汉朝，因为此时的铭文数量最为丰富，出土的铭文镜也最多。有不少研究者都指出，铜镜作为一种商品，其铭文带有普遍而显著的商业性质，特别是在一些直白夸赞铜镜质量的汉代镜铭与直接标明铜镜生产经销商的宋代镜铭上。

社会经济发展与铜镜铸刻铭文的演变

铜镜既是日用品、工艺品，也具有可用于交换的属性，这是对其进行研究的认知前提。其照鉴功能体现在镜面上，镜面越平整、光滑、洁白越好，不能含有任何杂质，也不适宜做任何雕饰(线刻镜除外)。古代铜镜有官造、私造之分，一方面供奉宫廷日用，一方面在市场流通。

到了唐代，还成为地方的入贡品和朝廷的赏赐品。这些内容早在两汉时代就已出现，只不过其时语言通俗直白，大多缺乏辞采和技巧。到了唐代变得华丽、婉转、生动，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宋代之后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化，多数变为简单的商铺信息，甚至无文的素镜。明清多了一些包括祝福中举之类的四字吉语。同时，宋代及以后出现了少量的诗词镜铭，内容除了咏镜、相思、美人外，还拓展到其他题材领域，文学性不亚于唐代镜铭。

宋代崇尚实用和理性，对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镜背图文不甚在意。到了南宋，大量的素背镜就出现了。宋代经济高度繁荣，不仅铜镜需求量大，钱币的发行量也大。为了保证制钱原料的充足，也为了避免民间造假，颁布了禁铜令，所以铜镜不仅含铜量下降，而且体薄质轻，雕饰和铭文都大幅减少。

又由于宋代实行官营而民办的铜镜生产销售方式，各种商铺的信息包括店名、地址、质量保证等简单信息便出现在了镜背上。如曰“杭州钟家清(青)铜照子，今在越州清道桥下岸，向西开张”之类，和店铺招牌已经很接近了。同时，铜镜也不再是法相天地的用品，未必一定要做成圆形。

于是出现了钟形、鼎形、楼形等各种形状，以更为减省、粗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审美和猎奇的需求，弥补了镜背无文之不足。明清两代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些简明的四字吉语，如“寿山福海”“长命富贵”“五子登科”之类，作为简单的装饰。

唐代风格的镜铭没有消失，还有偶尔出现的诗词铭文镜。但它们已不再是统一的圈层结构，甚而变成印刷的竖排结构，有的还刻有印章形状，使得镜背成为纸张的一种变体，增加了镜子形态的新颖度。

这种铜镜可能并不是作为商品 *** 的，因而数量有限。随着西方商品和科技的传入，更加便宜实用的玻璃镜大量流入清代市场，铜镜及其铭文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箴诫观念下案头镜铭的创作及其新变

汉代铜镜铸刻铭文大行其道，案头镜铭没有多少创作的必要。唐代铜镜图案华美无比，占据了镜背的更多空间，铭文虽美，领地却日见其少。于是内涵深刻、不依实物的咏镜诗赋大量涌现，镜也成为唐诗中随处可见的常用意象之一。

唐人对镜的寓意有一种特殊的崇尚，这种风气是唐太宗引领的。唐太宗不仅有评价魏的“三镜说”，还作有史论《金镜述》，并奖赏大臣金背镜。当时大臣们纷纷以镜喻为箴、为书、为赋，掀起一股崇镜的潮流。

之后唐玄宗举办生日庆典千秋节，大臣献镜、君王赐镜、君臣咏镜酬唱，同时又有张九龄上《千秋金镜录》、王维上《帝皇龟镜图》，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不少镜赋。

元代案头镜铭存世较少，作者有耶律铸、黄玠等人。耶律铸是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耶律楚材之子，数次出任宰相。其《镜铭》是一篇歌功颂德的作品，延续了唐代金镜诗文的传统，曰“应物无私不言，善应黑白自证。妍媸自定，肝胆可呈，衣冠可正。亮圣人之存诚，其用心也如镜”，将圣人之心比作应物无私、内外无隐的镜。

所谓“圣人”其实就是皇帝，如镜之心就是皇帝的手段，由此警诫臣民不要有所欺瞒。

黄玠《镜铭》曰：“心之明或蔽之，镜之昏或翳之，去尔蔽发尔翳，有辉光照万世。”似在就磨镜而说理——镜面锈蚀就会昏暗，打磨就会明亮——以之喻心，类似一首佛偈。此铭为六言，前两句押平声，后两句押仄声，在句式和韵律上都有所创新。

诗词与镜铭的交叠及其局限性

汉魏六朝镜铭拼凑痕迹和模式化明显，语意直接简单，虽多是韵语，却谈不上多少诗歌的艺术价值。唐代及其后的四言、六言、杂言铸刻镜铭作品，更像是六朝咏物小赋的节选，而非诗歌。

此一时期的五言、七言与词体铸刻镜铭，则体现出鲜明的诗歌艺术追求，接近甚至达到了普遍意义上文人诗词的艺术水准。这些作品大多为闺情题材，在咏镜的基础上描写女子美貌，抒发相思别离之情，并寓有一定的贞节观念，艳而不淫，华而有实。也有个别铸刻镜铭立意并不在镜上，使得铜镜成为与纸张一样记录和传播诗词的媒介。

唐代铸刻镜铭对萧诗无一字更易，庾诗首句或有易“镜”为“盖”者。其他如“乍别情难忍，久离悲恨深。故留明竟(镜)子，持照守贞心”；又如“凤从台里出，龙就匣中生。光发菱自动，不夜月恒明”，其幽怨、整丽风格与萧、庾之诗十分相似。

也有不带宫体诗特征的如：“独有幽栖地，山亭暗女萝。涧清长低篠，池开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盘根岁月多。停杯无赏慰，峡鸟自经过。”此诗纯粹写一处清幽的山涧景色，充满隐逸野趣，没有提到镜，也没有提到照镜的思妇。其实它描写的是镜背雕刻的山水图景，使人如临其境。

这种咏镜的方式比较曲折隐晦，如果没有雕刻的搭配，很难看出与镜的联系。还有无论直接间接都难以看出镜子因素的镜铭，如：“心意将魂魄，俱并逐书来。德时莫付火，人命即成灰。”

此铭颇难理解，或许是采用隐语方式所作的占卜预言，像是对一位曾经作威作福、如今遭到放逐权臣的谴责和嘲笑。此外，《全唐诗》还收录了一则《高丽镜文》，内容全是令人费解的谶言隐语，与镜本身没什么联系。

在历代铸刻镜铭中，就比例而言，唐镜铭的诗歌化程度是最高的。然而与唐代一般的咏镜诗相比，多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要差一些。这些作品一味讲求语言的整齐、辞藻的华美，形式较为呆板，缺少灵动性，在修辞、字词、语法、构思上也比较模式化，几乎每首作品的意象及色彩都是月、日、光、花、影、水、玉、龙、凤、金、彩、明等，形状则为圆、方、菱，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到了宋代，虽然有如前引的非常优秀的咏镜词铭文，但这种案例极为稀少。常见的宋镜大多没有铭文，后世也没多少改善。在案头镜铭中，思想性、艺术性和多样性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但为了在形式上凸显箴铭的文体特征，会刻意回避五言、七言的常用诗歌体裁，而采用三言、四言、杂言以及骈散结合的句式。不注重格律，韵脚有时甚至不避重字，或者故意用一些发语词、感叹词、附加词以增强口语性。这些作品思想性有余，抒情性不足，与诗词并无太多交叠之处。

结语

铭的本意是刻，铭文就是刻写在钟鼎、石碑或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其内容有一定之规。《康熙字典》引用各类典籍曰：“《说文》：‘记诵也。’《集韵》：‘志也。’《释名》：‘铭，名也，记名其功也。’又‘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礼·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礼·大学》：‘汤之盘铭曰。’《注》：‘铭，铭其器以自警之词也。’”

可见，铭的内容有两种：一是称扬祖先德行功业以使之流传后世，一是自我警诫。前者重在称颂、祝福，后者重在告诫、劝导。

前者大体是铸刻镜铭，尤其是汉镜铭的主要内容，后者是案头镜铭的主要内容。而据传是周武王所作的包括镜铭在内的各种器物铭已经是一种箴诫文体了，这说明箴与铭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融合的一面。

由于铜镜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质，称颂文体中的吉祥语言能吸引人们购买。再加上对镜本身的赞颂，从而使得这种颂体有了对产品的宣传功能。

铜镜箴铭的早期形态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脱离了器物实体，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在典籍和口头流传，在唐代之后受到诗赋的影响成为一种逐渐流行的韵文，并开始和诗词合流。

宋代之后，受禁铜政策和铜镜产销量剧增、价格下降的影响，铸镜材料的配方发生了变化，不仅质量大不如前，艺术性也变得可有可无，古镜的收藏鉴赏价值就不断凸显出来。

清代金石学、考古学兴盛，学者们愈发钟情于汉唐古镜，对铸刻镜铭的收集、研究、仿写，以及对镜铭意象的使用随之增多。

受其影响，案头镜铭的写作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模仿祝颂铸铭，不再是清一色的箴铭。至此，镜铭创作愈发多样化和文学化，尽管这种变化有限，但也不应受到忽略。